我们先看李斯特是怎么理解刑事政策的。

[34] 此外，罗克辛还主张将罪刑法定原则贯彻于构成要件的解释之中，运用社会相当性、轻微性原则等调节性的规则，对构成要件进行限制性的解释。关于刑事政策对刑法的影响，李斯特在他的刑法教科书中以现阶段刑事政策的要求及其对最新法律发展的影响作为一节标题展开了专门论述。

例如，关于奸淫幼女是否需要明知幼女的年龄问题，我国刑法学界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21] [德]克劳斯·罗克辛著：《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2版），蔡桂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页。与初创期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相比，成熟期的目的理性犯罪论体系的进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将构成要件阶层与违法性阶层合并，为其寻找了一个共同的刑事政策目标即辅助性的法益保护，并将对构成要件的实质性限缩的众多方案体系化为客观归责理论。广义的刑事政策指国家以刑罚及类似刑罚的制度同犯罪作斗争的体系。例如，社会法学批评法律实证主义的理由之一在于后者将成文法视为完美无瑕的，而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

[17] 对不同见解的详细介绍，请参见许福生著：《刑事政策学》，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31]那么，暂且不论重构刑法体系这一宏伟的目标，单就罗克辛对刑法体系的新解说而言，它是否是成功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结合犯罪论体系的三个阶层进行逐一讨论。对于社会而言，则是一个实现资源配置的过程。

在从计划走向市场的进程中，法律将要为市场做些什么？这是一个直接涉及如何设定法制战略目标的重大。因此，从法律的角度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实际上就是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并按照契约来分配权利义务、调整内部关系的经济组织。不过，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尤其需要注意，这就是：我们是在何种特定条件下去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般而论，在不同社会的文明中，或在同一社会的不同文明发展阶段中，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会有所不同，其中有些问题和方法在性质上常常是相互矛盾的。法律的理念是法律的灵魂，它代表了社会中公认的某种终极理想和价值。

关键词：法制经济|经济关系的契约化|法律的理念|契约精神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各有其独特的内在规定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的自由经济。

这种改变有许多具体的表现，其中最明显的至少有以下三点。平等的讨论和自由的选择是社会交往最基本的形式。市民社会是一个以人格独立为前提、以商品生产和交换为、以平等交往为标志的生活共同体，而契约化的经济关系恰恰是市民社会全体成员最基本的日常生活方式。后一种选择意味着把契约解决不了的问题留给计划，契约是安排社会关系的首选形式。

与计划经济和统制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在法律层面上所表现出的独特之处，主要不在于它有众多的法典、行政规章和地规，而在于这些法律渊源中包含着不同的精神、原则和程序。西方的契约化是以近代市民社会的逐步成长壮大为依托而实现的。尤其严重的是，社会公众对走向契约化的热情和信心也将因此而受到伤害。所有这些差别对于我们所讨论的主题而言都是次要的，整个法律所蕴含的法律理念是什么样子才是关键所在。

前文曾言及，我国的改革使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预示着我国社会将由此而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为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也需要采用一些新的。其一，既要严格地限定政府权力，又要有效地强化政府权威。

尽管不能把市场中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归结为契约关系，但是契约关系却最集中、最准确地表现出了市场经济关系的独特个性。二、从计划到契约——法律理念的转换法律要为市场服务，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法律都可以为市场服务，并不是所有的法制化都可以与契约化共存。

因此，行政机关三令五申的禁令、司法机关的终审判决、立法机关正式颁布的法规，在经济生活中常常不能被许多个人和企业认真对待，甚至连下级政府也不能认真对待上级政府的权威。但是，由于私法文化的传统尚未形成，而自利动机的闸门却已经开启，自利行为的失控就成为一个现实的危险。实现经济关系的契约化，不仅需要以成熟的市民社会为现实基础，而且也需要以发达的私法文化为精神条件。对组织的全面服从是个人的义务，对组织的全面依赖是个人的权利。而我国契约化则是在缺乏私法文化传统的背景下开始起步的，不仅相当多的政府官员还没有真正树立起私权神圣的信念，而且，相当多的私人主体在社会交往中也常常缺乏对他人权利的应有尊重。由于契约依法订立之后就对双方产生法律所承认的约束力，所以，一个具体的行为是应当受到肯定和保护，还是应当受到否定和制裁，其首要的标准就是依法订立的契约。

从渊源上说，它是对现实社会中人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的反映和确认。 为什么说法制经济不是市场经济最本质的法律特征？因为具有法制经济之特点的经济并不一定就是市场经济。

从有利于促进经济关系契约化的角度来观察我国社会中的各级各类政府主体，就会发现，政府权力太广而权威过低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故此，本文仅从法制战略目标的宏观视角来讨论这一。

私法文化传统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私权神圣的观念。对他人的支配须以双方一致同意的条件为前提。

为此我们的法制建设就必须同时完成限制政府权力与强化政府权威这两种性质不同的任务。在这一方面，我国的契约化过程也有很大不同。实际上，规定得再详尽的法典也不能不具有抽象性，否则，同一条法律规则就不能普遍地被适用于同一类行为。任何人，无论是其他私人主体还是政府主体，都有义务对此种权利予以尊重，否则就必须承担因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责任

从具体情况(表2)来看，应该说受访者中绝大部分对于司法公信力问题比较关切，因而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回答能够紧密关联着本次调研的主旨。详可参见陈卫东：《我国检察权的反思与重构——以公诉权为核心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2期。

(15)按照笔者的观察，当下中国的大部分判决书结构大体是：抬头及相关格式内容。①霍布豪斯(L.T.Hobhouse)曾作出警示，社会科学不应沦为如下这样一种形上研究，即：它或者只提出一些只适用于培养狂热者，而极少可能实行的抽象的主张。

⑨感谢来自于这4家法院系统的C法官、Z法官、L法官和小C法官，在我看来，他(她)们首先都是称职、有良知和有追求的法官，同时他(她)们既是我的私人朋友，也与我有深厚的学术友谊。选择检察官的答卷中，对其原因的交代最常见的是法律监督的有效才能真正实现正义。

谢鹏程：《论检察权的性质》，载《法学》2000年第2期。万毅：《检察权若干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返回检察理论研究的始点》，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但一则课题组并没有更好的办法来回避这种情绪。这就是说，它们代表了法治发达地区的昨天以及落后地区的明天，因而更具有典型性、也即更能代表当下中国司法及其公信力的普遍情况。

在后文中，如果涉及对不同职业身份受访者相应信息的介绍，我们将主要以法官受访者和非法官受访者两个部分进行。作为近些年才被引入法学研究以及法律实践的一个术语，司法公信力被频繁地使用：在法律实务界，按照有关媒体的报道，司法公信力被评为2012年度人民法院十大关键词，并且高居榜首。

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法律方法的司法公信力构建问题研究经费的资助下，并以完成该项目研究为基本面向，笔者尝试着作出了这样一次较大规模的调研。这既可以从表2的相关数据中看出，也可以从本次调研问卷中各位受访者在回答有关主观题时所表现出的认真劲儿以及相应答案的专业味儿得到证明。

这是司法公信力是否存在的直接决定因素。第三，也基于技术可行性方面的考量。